在中國的官員序列中，仇和是個渾身充滿新聞的人物。近日，昆明市委書記仇和推廣“外語新政”，要求昆明市公務員必須學習5門外語，同時掌握計算機和普通話。這3項水平的高低都將作為公務員升遷與考核的憑據(jù)。（《廣州日報》8月4日）

    不知道這算仇和的第多少項“新政”。此前，有資料顯示，主政昆明僅10個月，仇和就變革了當?shù)氐?89項制度。當然，這其中，多數(shù)是糾正以往見慣不怪的陋習，似這般“外語新政”的別出心裁也屈指可數(shù)。

 在此番令人瞠目的舉措后，公眾更為關心的是，昆明那么多的公務員集體學習外語有無必要？進而是，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公務員外語水平究竟提高得如何？對于心存芥蒂者來說，這種隱而不發(fā)的潛臺詞即是，昆明的舉動算不算另一種政績工程？

    對于以仇和為代表的強勢派來說，人治還是法治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在他們身后，這種帶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新政能走多遠，常常成為衡量其變革是否成功、是否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標尺。不可否認，新政之路不僅取決于高層的關注和肯定，某種程度上，還決定于繼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前任的做法維系下去。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變革，人走政息，似乎成了改革者揮之不去的夢魘和魔咒。以至于，改革只是改革者的獨角戲。于是，如何讓新政制度化和法治化，不因人事更迭而反復，就成了改革者夢寐以求的課題。

    從公開政府官員的電話號碼、辭退開會打瞌睡的縣招商局副局長，到要求直播市委全會、昆明官員工作實現(xiàn)“716”（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時），再到招聘40名經(jīng)濟學博士到昆明任副縣長和強推“外語新政”，仇和新政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始終如一地落在“人”上。盤活現(xiàn)有的人才存量，激發(fā)公務員的潛能，成了仇和的著力點。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一個好牌手，一定是在規(guī)則允許的范圍內(nèi)，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牌的選手。公務員學外語，能否最終達到“為加強與周邊國家合作”的目的，有待觀察。但最起碼，學習成績影響升遷的硬性規(guī)定，已然起到“戳了官員們的懶骨頭”的鯰魚效應。

    這種意在治“懶”的外語新政還體現(xiàn)在，被要求學外語的公務員年齡在50歲以下；經(jīng)貿(mào)、商業(yè)等部門要求精通越南、緬甸和老撾等幾國語言，其他部門是熟悉。每種語言掌握100句話只是熟悉而已。（《南方都市報》7月22日）和市容建設、GDP產(chǎn)值相比，“外語新政”的政績量化值無疑要黯淡許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味道更濃一些。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說到底，變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而人治能否成為法治，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法治，不但需要有人做出人治的試驗，成為變革的先行者；而且還需要更多的人認可和接受這種人治，做變革的跟從者和推動者。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昆明“外語新政”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觀察的好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