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當天測不起來，要預約的。”日前，記者從南京市兒童醫(yī)院兒?？屏私獾?，如今，給孩子測智商越來越流行，該醫(yī)院每天測智商的孩子爆滿，一般要提前兩個多星期才能預約上。

    同樣的情況，記者在中大醫(yī)院、南京市腦科醫(yī)院等都得到了印證，“尤其是寒暑假的時候，測智商的孩子越來越多。”中大醫(yī)院兒科鄭意楠副主任醫(yī)師說。

    不愿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家長給孩子測測智商也算正常。然而記者在調查中卻發(fā)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據院方透露，這些來測智商的孩子，有2/3都是被老師要求來測的。

    一位醫(yī)生告訴記者，測智商這股熱潮是從教師實行績效工資之后出現的，“據說孩子的智商和老師的績效工資掛鉤。”為此，記者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而調查結果顯示，學生的智商確實跟老師的績效工資有著一定的關系。

    今年(2010年，編者注)10歲的小宇就讀于市內某小學三年級，是一個讓老師和家長都無比頭疼的孩子：上課沒一刻消停，抄寫一篇不到100字的課文，他能寫上3個小時，數學考試從來沒有超過70分，成績在班上從來都是倒數第一……

    “去年入學的時候，班主任請我們過去，支支吾吾說了半天，想讓我們帶孩子去做個智商測試，然后將測試證明提供給她。”小宇的媽媽邱女士說，當時聽了老師這話，她和小宇的爸爸都很生氣，“孩子是鬧了點，但智商肯定沒問題，我覺得老師做法不對。”但是，既然班主任這么要求了，邱女士只能帶著小宇來測智商。

    到了醫(yī)院，邱女士才發(fā)現，和她一樣帶著孩子來做智商測試的家長還真多。相互聊起來后，很多家長都說孩子成績差，被老師要求來做智商測試。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更是直接告訴記者，測智商“確實和老師的績效工資有關”。這位老師表示，實施績效工資后，老師70%的獎勵性績效工資和學生成績掛上了鉤，孩子成績差肯定影響老師拿獎金，所以才會要家長帶孩子做智商測試，“如果智商確實低，那么老師就可以說是孩子本身的問題，而不是老師沒有教好，學校就沒理由扣發(fā)獎金了”。

    6.“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原本多樣化，而我國強調標準化。”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陳難先強調，最糟糕的標準化是優(yōu)秀人才標準化，因為，標準化出不了優(yōu)秀人才。

    陳難先說，人才培養(yǎng)應有一個結構分布，而我國教育對此尚無合理框架，社會上更是將人才分為三六九等。如果讓哪個孩子上不了大學，簡直就被認為是對他及其家庭的侮辱，由此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如今，我國評價體系將創(chuàng)新標準化，亦將人才與優(yōu)秀人才標準化——看其發(fā)表了什么文章，哪個雜志引用了這些文章，在SCI(科學引文索引)上共計多少……最終，我們的評審委員會成了數“數”機器。

    陳難先說他曾訪問德國教育委員會，那里一半以上工作人員并非大學畢業(yè)，而是職業(yè)學校畢業(yè)——你能說德國不是發(fā)達國家嗎?

    “當今，教育的全過程幾乎是將人知識化而非社會化的過程，尤其是各個年齡段教育提前化問題凸顯——小學生做中學習題，中學生研究大學課題，而大學生反過來學習怎樣做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道出當今我國教育的一大“悖論”。

    柯楊提出，如今，我國將學前教育首次納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需特別注意避免學前教育小學化。她說，一定要將道德信仰與價值觀教育貫穿整個教育鏈條，并注重從娃娃抓起，特別是從娃娃的教師抓起。

    中國科協常委、河北農林科學院副院長王海波在會上列舉另一現象，可謂當今我國教育又一“悖論”：有些地方甚至將素質教育應試化。

    王海波認為，當前，我國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教育理念發(fā)生扭曲，應試教育盛行，而教學質量標準及評價導向“助紂為虐”。為此，他建議：淡化“重點學校”“重點班”概念;理性制定教學評估標準;將人文精神作為德育教育重要內容。

    “一段時間以來，媒體熱追不舍的一個話題是‘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教育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人們將矛頭直接指向教育，實際上這有失公允;而學校將培養(yǎng)大師的責任攬于一身，這亦難負其重。”中國科協—清華大學科技傳播與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科協原副主席徐善衍說。他認為，“錢學森之問”帶給人們的思考是：我們的社會為大師成長鋪就了什么樣的道路?

    徐善衍說，目前我們的社會導向存在問題。如果將社會喻為作用于教育的能量場，那么，這個能量場引力的核心就是升學;學生就業(yè)選擇亦非依其專業(yè)所長，而是考慮薪酬收入是否滿意。由此，思考大師成長途徑，不僅需從社會整體改革發(fā)展視角審視，還應從全民終身教育層面考慮。

    “僅僅傳承知識、培養(yǎng)專門人才，這是工業(yè)經濟與計劃經濟時代的教育特征。即使是在工業(yè)經濟時代，許多有識之士就已開始呼吁擺脫知識傳承式教育和以專門訓練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愛因斯坦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認為‘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年輕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盡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yè)。發(fā)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yè)知識放在首位。’德國哲學家、教育家雅斯貝爾斯強調：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換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知識和認識的堆積。”清華大學黨委原副書記、人文學院院長胡顯章說。